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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谱系与中国文化精神

王泉根


统一性和连续性是中国文化的两个基本特征,关于它的来龙去脉,学界已有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作了考察。例如:秦汉以来的大统一行政措施;中华民族的构成、融合与文化思想的融合;以辩证的综合整体思维为特征的中国文化传统特色;中国的地理生态环境影响等等[1]。以上考察大都是取宏观的整体的角度。本文打算别择一途,从一种微观的具体的角度,即从人人皆有、代代不绝并内化、积淀、渗透于每一个中国人心理深处的姓氏符号作为切入点,来考察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与连续性特征。

草木祖根,山祖昆仑,江海祖源,全世界的中国人都以“炎黄子孙”自称并为之自豪。以远古的炎黄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共祖,这本是一种归属于同一文化渊源的认同意识与寻根情结。但是,中国人的这种认同,却有着血缘谱系的具体符号与精神联系的文化密码,这就是中国人的姓。
姓是标志社会结构中的一种血缘关系的符号。中华民族的主体是汉族,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先秦称华、夏、华夏,秦汉至隋唐称华夏、汉,宋以后遂统称汉。当代中国人使用的汉姓约为3600多个[2]。今姓源于古姓,而据史书记载,诸多古姓均渊源于华夏族的始祖黄帝与炎帝(他们同时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祖)。
根据春秋时代司空季子的考察[3],远古时,少典娶有蟜氏部落之女,生黄帝和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炎帝为姜姓,号烈山氏,一作神农氏。这两位远古时代氏族部落的伟大首领,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黄帝部落在姬水一带(即东起渭水西迄湟水之间今陕甘青地境的古齐家文化区域)发展形成为较为先进的黄帝族,炎帝部落自渭水流域的姜水(在今陕西岐山、武功附近)向外拓展,与黄帝部落多次发生冲突,后经著名的“阪泉之战”被黄帝打败,炎帝姜姓部落与黄帝姬姓部落联合,并尊黄帝为“大帝”(领袖),炎、黄遂成为华夏族最早的宗祖神。
从潜在于史料文献的华夏姓氏谱系考察,炎帝只传有姜姓一系;而黄帝传子25人,分别由四母(此处四“母”应为包括几个姓族的部落,如同有蟜氏一样,而非指四个女子)所生,分衍出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依等12姓。此12姓,当为远古华夏族由母系向父系转变之际,黄帝从其他姓族部落娶12姓之女(即与此12姓族建立通婚关系)所分衍出的12个子系之姓[4]。自此,随着人口增多,支系派衍,华夏族的古姓越来越多,而且均可上溯到黄帝那里。
虽然炎黄二帝是否确有其人,学界所见各异[5],尚乏考古证明,但是,塑造民族共同的祖先形象,描述民族渊源的来龙去脉,则是华夏先民共通的一种文化认同意识。正是这种认同,奠定了中国文化统一性、连续性的第一块伟大基石。不论人们将炎黄二帝作为远古华夏集团的代表,或作为地域文化一直有着不可动摇的至尊地位。他们一直是中华民族文明思想之魂,过去以其影响凝聚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今后,仍如《黄帝功德记》序言中所说:“黄帝公也轩辕氏,实吾中华民族之祖。吾中华民族有此生息昌大之疆土,有此博大悠久之文化,有此四千余年震烁世界之历史,翳维黄帝,为国族之神。”
司马迁著《史记》,坚持天下皆同姓、同姓皆一家的民族一统思想,认为中华民族,无论是华夏族(汉族前身),还是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古代中原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都是炎黄子孙,根同一系,本自一源;中国人的姓氏产生于唐、虞、夏、商、周等上古时期,而唐、虞、夏、商、周的古帝之姓,皆出于黄帝,由黄帝分衍而来。
从《史记·五帝本纪》可知,黄帝共传25子,其中,他娶西陵氏之女嫘祖为第一夫人(正妃),生下玄器(即少昊)和昌意两个儿子。此二子的后代都掌有天下,由此分出两系:1.玄器生蟜极;蟜极生高辛(即高喾);高辛娶陈锋氏之女,生放勋;放勋即帝尧,号陶唐氏,系继其异母兄帝挚而立。2.昌意生高阳(即颛顼);高阳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桥牛;桥牛生瞽叟;瞽叟生重华;重华就是帝尧禅让天下而继立的帝舜(虞舜),号有虞氏。应当说明,《史记·五帝五纪》与《大戴礼记·帝系姓》有异,而且系谱本身也有矛盾:帝尧与帝舜之间竟相差四代,不可能相及。但《帝系姓》司马迁是见过的,他也读过《五帝系牒》及其他牒记、历数之书,在没有更有力的新资料出土之前,我们只能相信这是世界上第一流史学家为我们删择百家言后,所整理出来的最合理的系谱。
关于夏、商、周三代古帝之姓的来历,司马迁又作了如下考察:据《夏本纪》:“禹者,黄帝之玄孙而颛顼之孙也。”颛顼既生穷蝉,传帝舜一系,又生鲧,鲧生文命,姓;文命即代鲧治水有功而开创夏朝的夏后帝禹。据《殷本纪》:商朝的始祖姓子,名契;而契是高辛第二夫人所生。据《周本纪》:周王室的始祖后稷(名弃)为高辛的第一夫人有邰氏之女姜所生,姓姬。这样,“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史记·五帝本纪》)。另据《礼记·祭法》:“有虞氏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由此可见,夏、商、周这三个重要王朝,都将黄帝奉为自己的祖先神。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初创阶段的古帝之姓,皆同根共祖,源出黄帝。试以图表示之:


据《史记》记载,不但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三代(夏、商、周)上古“中国”地区的华夏族古帝是源出黄帝同根同宗的本家,而且周边地区古代其他民族也出自黄帝一系。如《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生称(即伯服);称生卷章(即老童);卷章生重黎、吴回,吴回在帝喾时主管火政,号祝融氏。吴回生陆终,陆终生昆吾、参胡、彭祖、会人、黄姓、季连等六子,分衍出己、董、彭、秃、坛、曹、斟、 八姓(祝融八姓)。其中,第六子季连(姓)的后裔鬻熊为楚国的开创者。又如《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东越列传》:“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东越出自勾践,勾践出自夏禹,夏禹出自黄帝,一脉相承。甚至向来被视为外夷的匈奴,司马迁也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雄。”(《史记·匈奴列传》)就这样,司马迁从姓氏谱系的建构出发,将中国境内的各族人民都连结了起来,他们同是黄帝子孙,本同一根,枝分派衍。
值得深思的是,历史上当“中国”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之后,并不强求汉人胡服胡语胡化,而是反过来急于追认黄帝为始祖,以黄帝后裔的身份君临天下,并改从汉服汉语,乃至汉姓汉名,认同中华文明。秦汉以后的魏、辽、金、夏、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在《史记》及以后的各朝正史记载中,均明确表明为黄帝后裔。元代的泰定帝颁发过保护黄帝陵庙的诏令;清代的康熙皇帝先后16次遣使,祭祀“祖宗洪及万邦,民生所系至重”的炎陵与黄陵。即使是在世界屋脊上建立的藏族政权,也能找到“虞为黄帝后,羌为虞后,藏为羌后,是藏为黄帝之苏裔”的历史考证依据[6]。任继愈指出:“10世纪,北方辽国(契丹族),皇帝要奉孔子为圣人,金朝对汉文化的接融比辽更远,元朝把孔庙修建到云南及边远地区。清朝(满族)也自称为炎黄后裔。秦、汉以来,民族不断融合,二千年来使中华民族形成一种共同心理、共同的民族意识。这是一种极可珍贵的精神遗产。”[7]
在认同中华文明方面,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北魏鲜卑族了。《魏书》开篇就对鲜卑族与黄帝的渊源关系作了论证:“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白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原来,鲜卑出自昌意,而昌意为黄帝之子,鲜卑遂与华夏族同根同祖!不但如此,鲜卑皇族的姓“拓跋”也和黄帝有着关联。《魏书·序纪》称:黄帝以土德王,而鲜卑族谓土为“拓”,称谷为“跋”,故鲜卑以“拓跋”为氏。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为认同中华文化,力倡民族融合政策,曾搞过一次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汉化”运动。他不但将国都从以鲜卑人为主的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以汉人为主的洛阳,废胡服,禁胡语,改穿汉服,说汉话,鼓励娶汉女为妻,并于北魏太和二十年(496)郑重下诏,改鲜卑姓为汉姓。据《通志·氏族略第六》记载,在这场运动中,鲜卑皇族首先带头,将“拓跋”改为“元”(孝文帝拓跋宏改为元宏),其它如改贺鲁为周,去斤为艾,叱罗为罗,柯拔为柯,拔拔为长孙,乙旃为叔孙,皇穆陵为穆,步六孤为陆,一共改了144姓;同时,将鲜卑族的穆(丘穆陵)、陆(步六孤)、贺(贺赖)、刘(独孤)、楼(贺楼)、于(勿忸于)、嵇(或系奚,达奚)、尉(尉迟)定为“鲜卑八姓”,以与当时的卢、崔、郑、王“汉四大姓”取得中国大姓望族的同等地位。
古代少数民族认同中华文明而改从汉姓,这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历代不绝。其改姓途径,或为行政干预,帝王所赐;或为移居中原,适应环境;或为改善地位,便于交际;或为汉姓男子入赘而带入汉姓;或因户籍登记时,由汉官填报为汉姓。其改姓方式,或将原来的多音节姓(29字不等),根据汉字译音简写为单字姓(这是最主要的方式,如皇穆陵改为穆);或将祖姓分割为后裔的多个姓氏(如元代纳速拉丁的后裔分为纳、速、拉、丁四姓);或直接取用汉姓;或自创汉字新姓,等等。据调查[8],中国历史上曾出现了6636个两字以上的汉字姓(比5319个单字姓还多1317个),其中5100多个均为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的汉译。但今天尚在使用的两字以上的姓仅剩250个左右,而且80%以上是汉姓原有的或近代新创的复姓(如陆费、钱王等),也即古代少数民族所使用的复字姓现在仅剩下50个左右,其余5050个全都改从了汉姓[9]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共同体。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乃是实现中国文化统一性的重要因素。这种融合具体体现在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基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方面;而姓氏,则是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综合性产物。无庸讳言,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上层阶层追认黄帝为始祖并改从汉姓,在当时自然是一种政治策略,是为了取得被统治之下的汉族消费“非我族类”的心理障碍,以巩固其统治地位。但在客观上,这种措施却大大加快了民族之间的交融,消溶了相互间的文化隔阂,这对于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与建立大统一的中国,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章太炎在《书·序种姓》中认为:“拓跋氏始变戎姓,以从汉氏;唐世诸归化人,或锡之皇族,以为殊宏;明太祖兴,令北虏割裂姓氏,与汉合符……懿!亦建国大陆之上,广员万里,黔首浩穰,其始故不一族。太皞以降,力政经营,并包殊族,使种姓和齐,以遵悉王道者数矣(着重号系引者所加)。”对此,当代新儒家徐复观也有一番精辟的议论:“如果没有中国式的姓氏,就没有中国式的宗族,就没有中国式的生活意识与生活形态。所谓异族汉化的真正意义,正是指生活基本形态和基本意识上的融合统一。而融合统一的第一步,便是胡人改用汉人的姓。姓氏既改,言语文字和全部生活也随之而改变,而华、夷的界限便自然归于泯消(着重号系引者所加)。可见汉末魏晋以来,姓氏对于异族汉化所发挥的功能,是可以和文化思想的力量相提并论的。”[10]

据最新人口统计资料表明,当今中国人口最多的前十大姓是李、王、张、刘、陈、杨、赵、黄、周、吴[11]。其中,李、王、张、刘、陈等五姓分别占汉族人口的7.9%7.4%7.1%5.4%4.5%,即世界上李姓超过8700万人,王姓超过8000万人,张姓超过7800万人,刘姓超过6000万人,陈姓超过5000万人,合计超过35000万人。如果我们再加上杨、赵、黄、周、吴等五大姓的人口(以每姓4000万人计算),此十姓合计超过55000万人,也即占了当今中国人口的一半!发人深省的是,从中国姓氏谱系的文献史料钩稽,这十大姓的来源,都可上溯到黄帝那里。
必须说明,我们现在的姓氏制度确立在秦汉之际,子承父系,一人一姓,姓氏只用来表示家族血统,无有贵贱之别。但在先秦则不然,先秦姓是姓,氏是氏,两者各有来历与用途。《通鉴·外纪》:“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吕思勉《中国制度史》:“古之姓为母系,后世之姓为父系。”[12]古之姓的本义是指源于同一女性始祖(同一母系)的族属共同所有的血缘符号标志;而氏(即后世之姓)则是指源于同一父姓始祖的分出去的各支系(所谓小宗)的开氏始祖的血缘符号标志。如西周时代的周王室姓姬,齐国姓姜,宋国姓子,此均系源自女性始祖之古姓;而氏则有多种来历,各依其开氏始祖(男性)的不同经历而得氏。这主要有:以国名为氏,如鲁氏、蔡氏、吴氏、魏氏、韩氏;以封邑名为氏,如杨氏、屈氏、冯氏、钟氏、范氏、马氏;以地名、方位为氏,如东郭氏、西门氏、关氏、邱氏、池氏、涂氏;以先祖的名、字、谥等为氏,如孟氏、高氏、熊氏、穆氏、文氏、庄氏;以职官、封爵、技艺等为氏,如钱氏、史氏、帅氏、李氏、司马氏、陶氏。先秦姓、氏判然有别,姓用来区别婚姻,氏用来表明家庭出身与社会地位;贵族中女子称姓,男子称氏,古者同姓不婚,而同氏异姓者则可婚;贵族有姓有氏(如孔丘姓“子”氏“孔”),一般平民无姓氏。中国大量的氏产生于周代,是周王室宗法制与分封制的直接产物。战国后期,天下大乱,宗法崩溃,秦灭六雄,废除分封,姓与氏始合二而一,概称“姓氏”,无论贵族平民,人人均有姓氏,姓即氏,氏即姓,二者不再有任何意义上的区别。顾炎武《日知录》云:“言姓者,本于五帝……自战国以下之人以氏为姓,而五帝以来之姓亡矣。”又云:“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司马迁)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于是周代大量的氏,如鲁氏、郑氏、刘氏、杨氏、司马氏等,到了秦汉,分别成了鲁、郑、刘、杨、司马等姓,中国人的姓就变得非常丰富了。每一个家庭都有了自己固定的姓,子子孙孙永久使用,一直延续至今。我们现在所沿用的诸姓,绝大部分正是承袭周代各氏而来的,故欲考各姓之源起,必上溯至周;而周之姓、氏,又可一直上溯至远古的炎黄。
下面,我们将当今中国人口最多的十大姓氏之源起及与黄帝之关系,作一简单勾勒,寻根觅踪,以明其旨(为节省行文,有关此十姓的具体得姓经过及因改姓、冒姓、赐姓等而造成一姓多源的情况,此不赘述,仅述主要得姓渊源及与黄帝之关系):
李姓——开姓始祖皋陶。系帝尧时的理官(司法长官),后裔以官为氏,称理氏,后由“理”改“李”。皋陶是颛顼的后裔,据《姓纂》颛顼生大业,大业生女华,女华生皋陶;而颛顼出自黄帝,已见前述。
王姓——先秦时帝王的子孙称王子、王孙,其后裔就以“王”为氏。王姓有多种来源,要者有三:一为姬姓之王。春秋时,周灵王太子姬晋因批评父王过失而被废为平民,其子宗敬迁居太原,时人称为王家,因以为氏。太原王后传琅邪王—金陵王—开闽王—三槐王等,为中华王姓之主体。姬姓之王出自姬周,姬周出自后稷(弃),而后稷出自黄帝,此已见前述。二为妫姓之王。周武王封帝舜的后裔妫满于陈国,传至十世妫完,因故奔齐,始以故国名“陈”为氏。其后裔中有一支因陈、田音近,改为田氏。后田氏取代姜姓齐国,建立田氏齐国。秦灭齐后,田氏王室子弟有一支避难民间,时人称为王家,遂以王为氏。如前所述,帝舜出自黄帝,故妫姓之王也源出黄帝。三是子姓之王。商末,王子比干因劝谏纣王被杀,葬于汲郡,其守陵子孙以源出王族,而以王为氏。殷商子姓,其始祖契为黄帝后裔,故子姓之王也源自黄帝。
张姓——其始祖为少昊(玄器)第五子挥,任弓正官,创制弓箭,被赐姓张。张,施弓弦也。少昊为黄帝之子,已见前述。
刘姓——有四处姓源,要者有二:一出自陶唐氏,为帝尧之后。尧之后人,受封于刘(河北唐县),以地为氏。裔孙刘累曾被夏王孔甲赐为御龙氏。后历商周两朝,又改为豕韦氏、唐杜氏。到春秋,其后裔晋国大夫士会,奔秦国,后又归晋,留在秦国的一支裔孙恢复祖上的刘氏。二出自姬姓。西周时,周成王封王季之子于刘邑(河南偃师),子孙遂以封邑为氏。帝尧与姬周均源出黄帝,已见前述。
陈姓——参见上文王姓源起。周武王封帝舜后裔妫满于陈国,传至十世孙妫完,因故奔齐,遂以国名“陈”为氏。
杨姓——出自姬姓,有两处源起:一是周宣王少子尚父,封于杨邑(湖北襄阳一带),子孙以邑为氏;二是周成王之弟叔虞的裔孙伯侨,封于杨邑(山西洪洞),子孙亦以邑为氏。此两支杨氏均出自姬周,自也均可上溯至黄帝。
赵姓——出自嬴姓,与秦国嬴姓同祖。《通志·氏族略》:“秦氏嬴姓,少昊之后也,以皋陶为始祖。”皋陶的十世孙蜚廉,“生二子,一曰恶来,其后为秦;二曰季胜,其后为赵”。季胜的曾孙造父,为周穆王御(驾驶车马),以功封于赵城(山西洪洞北),裔孙以赵为氏。皋陶源出黄帝,已见前述。
黄姓——出自嬴姓,以国为氏。《世本·帝系篇》:“颛顼娶于滕坟氏,谓之女禄,产老童。老童娶于根水氏,谓之骄福,生重黎及吴回。吴回氏产陆终。”又,《通志·氏族》:“陆终之后,受封于黄。今光州定城西十二里有黄国,故城在楚,与国也。僖十二年为楚所灭,子孙以国为氏。”由此可见,黄姓之祖也系出自黄帝。
周姓——来源较多,主要出自姬姓。周太王古公亶父把族人迁到周(陕西岐山),建立周国。公元前256年,周为秦所灭,周王室降为庶人,裔孙以故国名“周”为氏。又,周平王的少子名烈,封于汝南(今属河南),其后裔亦以周为氏。
吴姓——出自姬姓,以国为氏。周太王古公亶父欲将王位传给幼子季历,长子太伯与次子仲雍为遂父王心愿,出奔到长江三角洲。后太伯被推为君长,号称勾吴,建都梅里(江苏无锡)。周灭商后,太伯的三世孙周章,正式被周室封为诸侯,改国号为吴。后吴国亡于越王勾践,后裔以吴为氏。
通过以上简要勾勒,我们可以看出,当代中国人口最多的十大姓氏之由来均可追溯到黄帝,中华民族本同一根,确有文化同源性的谱系根据,而非虚妄之言。试以图示之:


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世界各国姓的出现时间不尽相同。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之一。在亚洲、朝鲜、越南等国约在10世纪左右才相继使用姓氏;而日本一直要到明治三年(1870)为实行“壬申户籍法”才准许百姓取姓。目前,世界上尚有一些国家和民族始终不曾采用姓氏,它们大多在亚洲和非洲,如全体缅甸人,大部分印尼人和马来西亚人,相当多的老挝人以及部分北非和南非人,他们只有个人的单名,而无姓。多数欧美国家约在中世纪中期才开始采用姓氏。虽然古罗马在父系氏族时期已产生了姓,但却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而一度衰落,直到9世纪才在意大利得到恢复。18世纪以前,犹太人只有名,没有姓。古姓多从“女”字,如姬、姜、姚、嬴、妫等,《说文》“姓,人所生也。从女从生”,《绎土耳其迟到1934年制订《姓法》后人们才开始有姓[13]
姓的古老象征着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文化的悠久。中国人的姓一直可以上溯至远古的炎黄;而且,史》“男女媾精,以女生为姓”,此皆说明中国人的姓渊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姓是社会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古今姓氏的丰富多彩,连续不绝,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绚丽多姿、生生不息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中国人的姓氏历史悠久,使用古远,且每一姓氏都有自己专门的家族生命史,这就是家谱。中国的家谱,导源于上古,延续于当代,上下数千年,和中国的历史一样悠久绵长。夫族之有谱,犹国之有史。族之有谱,所以动木本水源之思;而国之有史,所以明兴衰治乱之由。意义之广狭虽有别,而所主之功用则无殊。寻根追祖,敬重谱系,实为炎黄子孙数千年来源远流长之雅风,世界各国,莫与伦比。
中国人向有“三世不修谱即为不孝”的说法,一般修谱的间隔最长不超过30年。中国传统家谱资料形式多样,包括结绳家谱、口述家谱、甲骨家谱、钟鼎家谱、碑谱、塔谱、云和神轴以及各种常见的纸谱、绢谱、帛谱等。其数量,虽因历代天灾人祸战乱,散佚不少,但仍蔚为大观。据不完全统计,仅宋元以后的私家家谱,目前全国各地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就收藏有28500余种,若将民间收藏的予以归档,那将更为可观,例如江西某县就有家谱1000多种。此外,台湾还藏有宋元以后的家谱10613种,香港有700种,流失在日本的有1750种,美国有1430[14]
传统家谱的编修内容虽然“人自为书,家自为说”,但考证本姓源起、辨析世系沿革,则是共同的“重头戏”,有所谓论姓别、谈姓源、穷姓义、叙地望、讲移民、述世系等原则;而且寻根觅踪,总要一直追溯到先秦的开始祖乃至黄帝那里。这里试举三例:
王姓——清光绪刻本安徽《高仓王氏族谱·王氏源流叙》:“惟我王氏于何方哉?世出有熊(即黄帝——引者注),派始帝喾子后稷,越十六世而周兴。灵王太子晋,年十七……其子宗敬居太原,为周司徒,敬王赐姓,因王为氏。”
朱姓——清光绪刻本浙江上虞《古虞朱氏宗谱·朱氏肇始周迄东汉世系列传考》:“欧阳修曰,朱氏出自曹姓。颛顼之后,有陆终,产六子,其第五子曰安。周武王克商,封安苗裔于邾,附庸于鲁。其地,鲁国邹县是也。自仪父十二世始见于《春秋》,后八世为楚所灭,故子孙去邑为朱,世居沛国相县。”
杨姓——清道光刻本《润州杨氏重修族谱》:“杨氏之先,出于唐尧,衍为姬姓,至周,叔虞之后名伯侨者,封杨侯,子孙因邑为氏,世居代州。”
1992年,中国先秦史学会的专家在山东鄄城县孙老家发现战国军事家孙膑后裔所藏的《孙氏族谱》与《孙膑传影》。历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关于孙膑故里的疑案终于得到了解答:鄄城孙老家即为孙膑故里[15]。这一千古疑案的破译,皆靠深藏民间的孙氏家谱。孙膑后裔历经世道变迁,沧海桑田,将于百年来的家族世系一代一代记录延传至今。没有顽强的保宗延族的生命意识,没有对中华文化坚不可摧的信仰和毅力,那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情结!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与连续性,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中国民间的姓氏家谱中,可以找到最具体最生动的诠释。
姓氏、家谱对于海外炎黄子孙寻根归宗、认同中国文化以至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有着特殊价值。近现代千千万万离乡背井流寓海外客籍他国的华裔,无一不把自己的姓氏(家族血缘的标志)与家谱(一家一姓之史)视作命根,因为这是他们慎终追远、寻根谒祖证明自己的中国血统以区别于异国子民的最科学、最可靠、最永久的依凭,也是炎黄子孙敦睦宗谊团结互助,在异域他方求生存求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
在海外华人社区,到处都有“同姓宗亲会”组织,各尊其所出之高祖为始祖,集合同姓族属(也有数姓联宗的),不论亲疏,不分贫富,不穷衍派,开展一系列旨在团结体恤、共谋发展的互助活动,诸如灾祸救助、奖学助学、丧吊奠仪、福利照顾、调解纠纷等,同时通过春秋祭祖、编修家谱、修建宗祠等宗亲大事将大家紧紧吸引在一起。今天,海外宗亲会的这种狭隘的传统角色已经发生很大改变,它们正与各地华人的宗乡会馆(如新加坡有福州会馆)一起,致力于保存和发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与传统价值观,和居住国的其他各族团结合作,表现出现代中国人的高大形象。
海外华人还保存着中国姓氏文化的一些传统习俗,如姓氏堂号、堂联的使用,以字辈为后裔取名等。试以王姓为例,在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王姓华人,凡遇春秋祭祖、逢年过节以及红白喜事,不少人家就在门口悬挂出标有本支出处的堂号灯笼,如“太原堂”、“琅邪堂”、“三槐堂”、“开闽堂”等。也有直接将堂号命名宗亲会组织的,如新加坡开闽王氏总会、菲律宾太原王氏宗亲总会、马来西亚槟城王氏太原堂、马六甲植槐堂王氏宗祠、北霹坜王氏太原堂、香港东莞王永思堂宗亲会等。位于曼谷的泰国王氏大宗祠,内有多幅王氏专用的姓氏堂联,其内容多为寻根追祖,宏扬中华人文,叙述历代祖先的不世业迹,如:
迁史前稽轩昊由来遵远祖;
明图可按姬王自昔证同宗。
(上联言司马迁《史记》明确记载王氏源出轩辕黄帝——少昊氏;下联言明代太原王氏谱系图已证明王氏出自姬周,姬、王自古同宗)
庙貌庄严奕叶宗风源少昊;
勋名鼎盛文章华胄溯琅邪。
(上联言少昊氏传姬周,再分衍出姬姓之王;下联言姬姓之王传太原王——琅邪王)
凡海水所到的地方,就有中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外(除中国大陆和台湾)华人(包括仍持中国护照的华侨和已取得外国国籍及在海外出生的华裔)人数激增,据有关统计资料估算,迄今已超过3000万人。全世界的华人不论身居何地,他们都是炎黄子孙,同属中华民族。“我们是相同的血缘共有一个家,黄皮肤的旗帜上写着中华。”书同文,语同音,习同俗,行同伦,共同的文化传统、历史记忆、风俗习惯以及姓氏符号等,把海外华人组成一个文化共同体。而一系列因姓氏而衍生的寻根追祖、宗亲睦族的民俗活动,正是将海外华人组合成一个文化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与普遍能被接受的形式。促使海外华人(尤其是在海外出生的华裔)生发起对故乡、对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普遍的亲和感和认同感,保证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在异域文化的强大包围中长存不衰;中华姓氏伴随中华民族延续数千年,血浓于水而胜于水,这也是能为海峡两岸认可,且必然越于一统的大根因。

《周易·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华民族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多民族共同体。历史证明,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优秀精神是富有生命力的、崇高的人类文化精神。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所以能顽强地发展并延绵至今而不衰,究其原因,在于它的统一性和连续性。
统一性是相对于文化的多元性而言,其核心是全民族共同意识的精神情绪,这种精神情绪来自于共同的历史背景,共同的优患经验,共同的荣辱记忆,以及共同的人文创建。中国文化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炎黄为人文共祖,以华夏文化为中心,同时融汇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精神情绪,在中华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艰难历程中发挥了强有力的民族凝聚力,使中国在历经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战乱分裂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大一统的格局与大一统的文化,这在世界上任何民族文化中都是难以找到的。连续性,即指文化的承传性,是相对于文化的间断性或中断性而言。数千年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没有中断过,即使经历南北分裂、五代十国这样巨大的历史震荡,也能奇迹般地很快重新组合成一个新的大一统的国家,呈现出深厚的文化再生力量。这种绵亘不断、强韧延展的连续性,不仅是由中国文化固有的历史背景、经济土壤、社会结构以及政治、思想和学术的连续性决定的,同时也来自于祖辈代代传递下来的历史文化活化石——姓氏符号在每一代社会成员心理深处所形成的极其顽强的寻根尊祖情结和归属于同一文化渊源的民族认同意识,来自于内化、积淀、渗透在中国人普遍的集体心态中的敬重系谱的民族自尊心与崇拜人文共祖炎黄的深厚情愫。
通过以上对古代唐、虞、夏、商、周的古帝之姓、古代少数民族之姓和对当代中国人口最多的十大姓氏同中华人文共祖黄帝渊源关系的分析,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与连续性与中国固有的姓氏制度有密切关联。从对姓氏渊源过程的考察中,我们不但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姓氏“本同一根”的文化同源性与“天下一家”、“万民归宗”的群聚心理,而且可以看出生生不息、绵绵瓜瓞的文化承传性与民族凝聚力。悠悠的历史已成为漆黑的天幕,让我们每个人还能直接“感觉”到历史的,不正是像活化石一般沉淀下来的你、我、他人人都有的姓氏吗?由今天的李姓、王姓、张姓、刘姓、陈姓、杨姓……上溯至各自的开姓始祖,再由开姓始祖上溯至黄帝,这是一条多么悠长多么神秘而又多么动人心弦的时光隧道!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的姓氏可以像中华民族的姓氏那样帮助人们从现代一直上溯到混沌初开、乾坤始奠的远古社会,甚至可以将形形色色、纷繁错杂的姓氏最后寻根追祖一直追踪到整个民族的伟大始祖那里。这正是:
敬发千枝归一本,朝宗万水实同源。
伟哉中华,凝聚有力!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1]  这方面的文章,有《学术研究》1991年第1期任继愈的《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民族的融合力,文化的融合力》;《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3期陈明绍的《大统一的格局与整体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中国文化书院教学丛书《中国文化概论》(李中华著)第四章《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三联书店1991年8月版《永恒的巨流》第三章《万民归宗:民族的构成与融合》等。

[2]  杜若甫、袁义达:《中国姓氏的进化及不同方言区的姓氏频率》,《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3] 《国语·晋语四》。

[4] 美国人类学家佩尔希茨认为,世界上许多古代民族在处于由母系向父系转变的过程中,都出现过双重的氏族世系和继承原则,即一个人既属于母系的氏族又属于父系的氏族。黄帝姬姓,而其25子分传出其它12姓,亦当属此“双重姓氏”性质。参见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第33~34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版。

[5] 庞朴在《黄帝考源》(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黄帝即混沌,而混沌即“黄河波涛上的一具革囊”,怀疑黄帝其人的真实存在。“多少年来,黄帝被推为‘人文初祖’,祭扫不绝,大体也属于‘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之类。”

[6] 邓乐群:《“炎黄子孙”称谓的文化意蕴》,《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7] 任继愈:《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民族的融合力,文化的融合力》,《学术研究》1991年第1期。

[8] 杜若甫、袁义达:《中国姓氏的进化及不同方言区的姓氏频率》,《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9] 王全根:《中国姓氏的文化解析》,团结出版社,2000年版。

[10] 参见台湾《鹅湖》月刊1992年第6期蔡仁厚文。

[11] 见1987年5月3日《人民日报》。

[12]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60页。

[13] 张联芳:《外国人的姓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77、478、481、439页。

[14] 武新立:《中国的家谱及其学术价值》,《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

[15] 孙世民:《孙膑故里的发现及确定》,《先秦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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